中西

中国与外国都有象棋，它们的祖先虽然都为古印度象棋，但经过数千年的演化，早已大相径庭了。有趣的是稍稍观察规则，竟能发现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文化、政治上的区别，实在发人深思。

凡略通棋术者一定知晓，国际象棋最厉害的是“后”，它可以直飞、横飞、斜飞，真可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其他棋子的战斗力远远弗如。由是可见，外国历来不“重女轻男”，女子照样可以“爵禄高登”，如现实生活中的英国女王。而中国的礼教早在几千年前就规定了妇女的地位——“女子无才便是德”，只配做贤妻良母。武则天历尽艰辛登上了皇帝的金碧宝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嗣后，仍落个千古骂名，原因就在于“大逆不道”!唯其如此，中国象棋上就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

中国象棋在底线中央规定了一个四方框，将、帅只在框里活动，者大概是因为中国皇帝向来只在宫中度日，不能越雷池一步，除非国势危急，断不“御驾亲征”的缘故。但在外国，皇帝领兵打仗却是家常便饭，如英王查理为了平叛，亲自带兵去法国打仗。国际象棋中的“后”威力之大，是与此有关的。

有道是，“过河的兵顶个车”。诚然，中国象棋里的卒只要越过“楚河”“汉界”便可东南西北“任遨游”。殊不知，一旦沉底，就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而任人宰割。这表明中国古代军人为封建朝廷拼了一辈子的命，到头来只会落个悲惨下场。即使韩信这样侥幸从乞丐到将军的人，也只是汉高祖手中的一件“工具”，定国安邦之后，难逃劫数，被处以极刑身亡。在国外则不同，只要士兵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建立功勋，那么就有机会“平步青云”。当年拿破仑由普通士兵成为皇帝的史实就是证明。所以，国际象棋中的小兵到达终点线，就立即成了“后”，威力陡增。

象棋这一方寸世界乃是人类社会各不一样的大千逸事之缩影，给人启迪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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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语基本信息

【成语】学贯中西

【色彩】褒义

【读音】xué guàn zhōng xī

【释义】形容学问贯通了中国和西方的种种知识。

二、成语造句

1. 凌教授满腹经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了。

2. 这个人知识上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创业时也是大刀阔斧，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3. 小刘学贯中西，解决问题有一手。

4. 这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教授可谓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啊，是个功成名就的人，平时总是文质彬彬的。

5. 他学贯中西，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 巴金学贯中西，文笔雄厚优雅，深受读者喜爱。

7. 哥哥知识上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创业时也是大刀阔斧，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8. 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结果却都做卖国害民的事。

“他是最早一代受过严格科学训练，进而以科学的眼光来生活、来看世界、看社会的中国人。”这是王作跃对竺可桢的评价，对于竺可桢代表的第一代科学家，他认为他们是具有很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的一批人。“之前的人可能国学基础很好，但是没有严格的科学训练，后来的人现代科学训练很好，但说实话国学基础已经很难跟这批人比了。”

谈到第一代科学家的共性，在他们身上西方自然科学和东方传统文化做到了最强联合，是所有学者都感悟最深的。竺可桢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从古书、俗谚中找到证据与自己的气象专业结合，为众多学人津津乐道，1926年发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获得学者徐炳昶“欢喜赞叹，感未曾有”的评价，“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他80多岁时完成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更是集其研究之大成。

这样一批学人在国学和西学上实现了“1加1大于2”，对于他们的出现原因，散木给出的答案很直接：他们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发展的转折点。

这一观点与樊洪业的想法遥相印证：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转折期——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王朝不得不把维新变法里的主张以新政运动的名义推出来。

新政运动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但是在教育制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兴学堂，废科举，出现了留学大潮。“兴学堂”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教育模式，移植了日本的学制、教材，聘请了日本、西洋方面的教习，学的是现代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而在此之前，中国推行的还是科举制度，学的是儒学经典，讲究的是伦理纲常，学堂除了教会办的，就是洋务运动中推出的几个，主要用于培养军工、外语人才，中国自己的学堂非常少。

“原来是想学堂跟科举制度并行前进，逐步废掉科举兴办学堂，到后来看人才培养实在太慢了，1905年就索性把科举制废除了。”樊洪业认为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现在人们对其意义还远远不够看重：“通过废科举，整个教育制度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就跟着改变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原来都是‘诗云子曰’那一套，一下子变成要学数理化才有出路，毕竟伦理纲常对抗不了洋枪大炮。”

竺可桢生于1890年，义和团起义时大约10岁，废科举那年15岁，在此之前，他已在故乡绍兴读了新式学堂。后来到上海求学，读的是复旦公学与澄衷学堂，先后与陈寅恪、胡适同学，这几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领军人物;再后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同学里有钱崇澍，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1910年，刚满20岁的竺可桢参加了庚款留学的考试，成为第二批庚款生。“清末庚款留学生以理工科为主，是当时留学大潮中造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当然也不止他们，譬如地学方面还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是欧洲留学的代表，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功劳也非常大。但总的来说，他们和竺可桢都属于一个时期。”樊洪业说，他们身处学制改革时期，在年轻学习的阶段赶上了这个潮流，与比他们年长的学人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

踏上美国国土的竺可桢，在大洋彼岸前后呆了8年，受到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而且他与其他赴美留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20世纪初年美国引进德国学制，改革了美国的大学，此举使得美国大学开始走向世界前列，竺可桢等留学生选择的一些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竺可桢到美国后先到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农业，因为发现所学的东西与国内实情不同，所以转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名校。

“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有一句话叫积累优势，每一个台阶都处在优势上，就造就了诺贝尔精英。就中国第一代科学家而言，他们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情况。”樊洪业总结了一下：“首先，这批人底子打得好，其知识结构又走在国人的最前面。他们出去后，学到的内容比如地学在科学最前沿，又适逢美国大学改革，很多的导师都是世界大师的水平。当他们学到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科学方法后，结合自身的国学底子，再来研究中国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都非常具有开创性，其中的翘楚自然就成为大师了。”

在散木看来，第一代科学家是弄潮头的那拨人，这批人中很少有人受到后来人们所认识到的某种“过度化”、“极端化”的“文明污染”，对他们来说，没有经历过科学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平面化等过程，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簇新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被貌似“先进”的东西左右，而是取其长处，因地制宜。“尽管当时的科学尚未展现出其负面性，但竺可桢等人已经非常重视科学和人文的结合，避免彼此的负面，这个非常罕见。”正如王作跃所说，第一代科学家都不是死读书的人，这源于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他们强烈责任感驱使下一颗学以致用的心。

“第一代科学家的知识范围也非常广，博学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樊洪业说：“竺可桢那一代的学人出去学习的时候处处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愿意看，他和胡适看书都看得非常广，从专业性书籍到医学、文艺、政论无一不包。而且他们没有陷在学校的课本里，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跟各国人打交道，广泛地吸取国外的东西。”

1910年第二批“庚款生”于北京合影，立者一排左5为竺可桢，第3排左一为胡适，后数第三排有箭头所指者为赵元任。

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包括人文地理和民俗风情方面的不同，而且包括了中英文语言运用习惯的诸多不同。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就必须根据教材，适时渗透一些西方文化知识，让学生尝试了解相关的文化背景等。

例如，在写“My favorite festival”一文时，很多学生都写到“Christmas Day”，对这个节日了解较多的学生，他们准备着笔的内容就比其他同学丰富多了。让学生尝试了解相关的文化背景既开阔了学生语言学习的视野，也为他们日后写作提供了一些文化素材。

众所周知，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呢？最大的一个原因一定是地理环境了。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出飞机、轮船、火车这些便捷的交通工具。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没有与外界的交流的。这也就造成了每个地方的人的饮食习惯、穿着习惯、以及生活习惯等等的不同。久而久之，便出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了。就中国来说，以前生活在北方的人喜欢吃面食，南方的人喜欢吃米饭。而这些差异便是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因为北方气候较为寒冷，宜种植小麦，而小麦便可加工成面粉，所以北方人好吃面食。而南方气候温暖，宜种植水稻，所以吃米饭的也多。《晏子使楚》中说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果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地异也。”从中可以看出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地理环境对于事物的影响。

我们现在所指的中西文化的概念，“中”主要是指以黄河中、下游流域及长江流域为轴心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或称中国文化：“西”则主要是指以爱琴海、地中海为中心兴起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或称西方文化。从这一定义上，我们就能看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依赖于地理环境。人的聚集、互动、生产乃至文明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温和宜人的地理环境。因此，环境作为一种横向决定因素，奠定了文化的基础。

西方的地理环境在以前就不适于农耕，土地不肥沃，地中海一带非常贫瘠。所以，在这种土地资源条件下，西方人若不远走他乡，就无法生存。西方的河和海很多，像地中海这种内海，虽然不产什么东西，可是作为航路却很方便，是连接许多周边国家的交通要道。地中海周围有很多国家，只要有船，彼此交往起来就很方便，可以进行海上的贸易。所以商业也就相对发达了。

西方的这种环境使其必然地向流动性和融合性发展，强调独立，以及个人主义。西方民族的这种战争性格也是由于其所处环境造成的，他要生存，就必须应对环境的挑战，因而造就了他们性格中的坚忍以及残忍，同时导致其各民族之间长期互相斗争不断，这种历史过程渐渐就塑造构成了西方人的性格倾向：一种崇尚竞争取胜的社会心态。所以西方的发展迅速而有力，对于新事物也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对于文化的吸收不是批判而是学习，是以“学而为我用”为最终目标的。

相反，中国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周围全是平原，但是却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阻挡自然灾害，四周除东面沿海以外其余三面皆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十分不方便，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专心于农耕经济，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然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大部分文化还是与千百年前的中国文化相同。这样的背景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并且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使之绵延不绝。

综上所述，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它作为文化发展的一根重要的指向标，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发展前途和发展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文化的特色，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使不同地域环境的地区，形成了具有自己地域特点的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生活习惯等。

上述争论姑且悬置不论，超越具体文化模式，我们来看 中国 文化的基本精神。    据一些著名学者（如钱穆、孙隆基、林语堂、梁漱溟、季羡林等）的看法，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所生发出来的“和合”精神  ——  人与外部世界（ 自然 、 社会 ）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合为一体的，相互对应、呼应、照应，相互联系和协调。    从先秦以来，中华文化普遍讲“和合”，所谓“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实讲“和合”之道。这种精神贯彻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有各种说法，比如“和为贵”、“和气生财”、“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还有与此相关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等等。林语堂甚至说，“中国”即中庸之国的意思，所以“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诗歌）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黄皮肤，黑头发；白皮肤，黄头发——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别远不止相貌，千百年来沉淀下的文化，才是东西方本质上的差异。

东西方文化差异似乎随处可见：中国人拉二胡，洋人拉小提琴；中国人手持狼毫笔在宣纸上大肆泼墨，西方人却拿着小刷子在画布上精心刻画；中国人手拿筷子，吃着北京烤鸭，西方人手拿刀叉，吃着感恩节火鸡……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外来文化：洋马洋酒洋快餐，无一不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西方的舞会文化，宗教文化等等都在影响着我们。吸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很多人都在担忧，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会不会终止于高度全球化的新世纪。

我相信，不会的。现在的我们，依旧在新年回家团聚，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我们虽不再满口“之乎者也”，却也忘不了孔孟。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不断的修正，取精华，去糟粕。我们学习圣人的勤奋刻苦，“仁义礼智信”，却不赞同他们的群臣思想，摒弃他们的愚忠。这充分说明，我们是有思想，有是非观的人。

面对外来文化，我们可以学习合理之处，使之与传统文化相融，就像徐悲鸿学画。

徐悲鸿向西方人学习了解剖，掌握了肌肉知识，所以在他的画作中，没有古时的古板，人物的平面化。他的画，有着传统的技巧，也有着饱满的形象，他笔下的马，让人觉得像是要从画中跑出来一样。

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成果当然不止这一个。古时候，佛教的传入，四大发明的外传，都很好的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现在，我们依旧可以把外来文化中的优点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要想找到适应当代中国的文化，必须不断比较，不断探索，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之尽一份力，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把外来文化的长处取来加工改造，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化。

当传统国学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当圣诞节与春节“撞车”，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趋向于欣赏西方文化。如今，“崇洋媚外”已成为一种风尚；“抨击传统文化，赞赏西方文化“似乎是文学家教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国接受国外的教育……我不得不思索，难道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真的比不上西方文化吗？

其实不然。中西方文化的起源不同，二者追求的信仰也不一样。我们的东方文化受到佛教、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教思想影响深远，主要追求精神的超脱，追求礼孝忠义，注重个人修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他们拥有平等、自由和开放的观念，追求个人权利以及对自然的探索和求证。因此，中西方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文化教育方面，中西方各领风骚。传统国学文化深受儒家影响，中国的教育也注重于培养学生的个人素质，注重基础教育和因材施教。虽说应试教育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我国的教育方式。考试是对学生在某个阶段学习效果的检验。应试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和独立自主能力。而在西方，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都很注重培养一个人的动手和实践能力。曾经有一个二年级的中国孩子，随父母去美国读小学，它的教师告诉他父母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们的数学不用学了！”

中西方文化教育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人们性格修养不同。中国人热情好客，关心和询问别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一种有礼貌，有修养的表现。人们一般见面都喜欢相互寒暄：“你吃饭了吗？”“最近过得怎么样？”而西方人喜欢尊重他人隐私，所以才以谈论天气，生活来避免尴尬。中国人提倡默默无闻和无私奉献精神，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利益为轻，崇尚助人为乐和不求回报。但是西方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很强，他们个人荣誉感极强，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推崇个人奋斗，强调多劳多得。

传统国学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漫步在历史的长廊中，我们可以细细品味抒写美的爱情，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经》。穿越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宴，我们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伟大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如同满天繁星般璀璨，是每个民族都可望不可及的。传统国学文化是华夏子女的历史财富，是我国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学会珍惜。

面对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当外来文化“入侵”时，我们应当取之精华，采取谦虚，不卑不亢的态度。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则需要总结提炼其精华，推崇提倡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才能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讲述了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为人类盗取火种，让人类过了上幸福的生活，自己却被束缚在高加索山上，接受宙斯的惩罚，最后，一位名叫海格里斯的勇士救出了普罗米修斯，让他重获自由。

而《燧氏钻木取火》讲述了大神伏羲同情人类，将火赐给了他们，不过，因为某个人的疏忽，让他们失去了火，重新陷入了黑暗之中，这时，有一位年轻人不畏狂风暴雨，不怕跋山涉水，在伏羲的指引下找到了一种永远不会熄灭的火。

从这两则故事中可以看出两位大神---普罗米修斯和伏羲都富有同情心，可是，同样有关于火的神话故事却隐藏着许多不同点。

从《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狂风终日在他身边呼啸，冰雹敲打着他的面庞；凶猛的大鹰在他耳边尖叫，用无情的利爪撕裂他的肌体。”这段话表现了普罗米修斯的善良、无私和勇敢，彰显了西方神话故事里神的情感，然而，《燧氏钻木取火》中---“年轻人翻过高山，涉过大河、穿过森林，历尽艰辛，终于来到遂明国……年轻人不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进行摩擦。”这段话体现了东方人吃苦耐劳的坚毅品格和人定胜天的壮志雄心，东方神话崇尚以人为主，每个成就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努力，刻画出了一个个勇敢鲜活的英雄人物。

两则神话的形成截然不同，相比之下，我更喜爱东方神话，因为在人们遇到困难时，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不是靠别人的施舍和给予。

东西方神话各有各的特点，西方神话充满美妙奇幻；东方神话充满艰辛智慧，这也让我明白了世界是多元的、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