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

朱德元帅，1886年2月1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年劳碌仅能糊口。朱德的母亲在朱德出生之前的几个小时还在干活。朱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他从小就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五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

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且又十分喜欢他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岁时朱德进入私塾，二十岁时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由于在这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毕业后于1908年邀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筹办高等小学堂，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七十多人。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教育，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他毅然弃教从军，从此走上了曲折、伟大的革命道路。

1931年夏天,19岁的钱伟长来到上海参加高考。那时候,升学考试是各个大学自己出题进行的。钱伟长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参加了清华、交通、中央、武汉和浙江五所大学的招生考试,结果同时收到了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钱伟长的祖父是晚清秀才,终生教书;他的父亲和四叔也都以教书为生。钱伟长从小耳濡目染,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而理科并不很好,特别是数学和物理。于是他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

可是,就在钱伟长他们刚刚入学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在一夜之间占领了我国东北辽阔的土地,铁蹄践踏着我国的国土,人民在硝烟与血泪中挣扎。钱伟长和大多数青年一样,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在清华大学1931年的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尽管钱伟长数理化三科的成绩总共不到100分,而其他同学的考分都在200分以上,但他还是决定转到物理系。

钱伟长向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和物理系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提出了改学物理的请求。吴教授说:"我查过你的试卷,你的文学和历史考得很好。特别是历史卷中的那道关于二十四史的题,我听说只有你一人得了满分;而你的英语和数理化的成绩却不大理想,物理尤其差。对你来说,学中文更合适,为什么一定要改学物理呢?"钱伟长激动地说:"对,我原来是喜欢文科的。但是,在上海考试期间,我看到外国人在上海滩横行霸道,无非就是靠着他们的枪炮比我们好,我觉得文学救不了现在的中国,现在国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钱伟长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两位教授。吴有训教授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有个条件:一年后数理化成绩必须在70分以上,否则仍然回中 文系。同时吴教授还要求他加强体育锻炼,因为物理系功课负担很重,没有强壮的身体,难以应付。钱伟长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尽管生在北京，但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是在天津度过的。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

然而到美国两周后，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日美宣战让他失去了与家庭的联系和经济来源。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馆当过救生员……“第一个寒假我没地方去，外甥女周念慈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我就在她那儿过的。在那儿我第一次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增强了我的进步倾向。”

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想转到工科大学。“因为那时我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将来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

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后来的无线电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无线电公司RC梁家“驯火者”梁思礼的故事已经同意接受他。“如要到美国公司工作的话，随时可能被抽调去当兵，可我就是不愿给美国当兵，所以还是决定继续上学。”就这样，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作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梁家“驯火者”梁思礼的故事)积极分子的梁思礼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此刻，站在彼岸码头迎接他的，是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含热泪的老母亲，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礼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有人打趣他，是如何从无尽的失败中挺过来的?

梁思礼说，“就是要做下去。许多事没有理由，比如说报国。”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父亲梁启超留给子女的家书中如是说。

在梁家，报效祖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们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掩埋的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

“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

张伯苓生于1876年4月5日。那时中华民族处于日益寇深祸亟的灾难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赔银割地，丧权辱国。1889年，13岁的张伯苓报考北洋水师学堂，希图强国。在水师学堂，张伯苓不仅学到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受到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严复的思想影响。可是，当张伯苓即将毕业要上舰实习时，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他到残存的通济轮上实习，亲睹了“国帜三易”——即1898年日本将威海卫交还中国，降日旗升龙旗，然而转天清廷又转交英国，再降龙旗升英旗，致使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

自那时起，张伯苓历经劫难、矢志不渝地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南开教育，义无反顾地践行教育救国之宏志。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构建起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始称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2年成立南开女中，1928年成立南开小学，1931年建立经济研究所，1932年建立应用化学研究所，1936年成立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蜀光中学。张伯苓以南开系列学校为依托，开创并践行公能教育，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周恩来等一大批民族英彦辈出南开，书就了爱国育才的光辉篇章。

爱国，是张伯苓为人与办学最为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特点。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同上)张伯苓认为，“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当日多在造成个人为圣为贤，而今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谋全社会的进步”。(张伯苓《以社会之进步为教育之目的》1919年2月12日)

爱国，就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在1927年就指出，“以往之大学教育，概皆‘洋货’。教员则为留学生，教材则来自外洋，讨论学术，则恒以欧美之历史与社会为背景。此类教育，既不合学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国之国情;即偶尔相合，亦不过无源之水，一吸即涸，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中国将长此拾人之余矣。故南开大学之志愿，在谋学术之独立，在整理事实，以为建设之根据，在用科学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简言之，在‘认识中国’，在‘服务中国’。根据此项原则，故南开注意研究中国国情……以为建设根据，又能培植此建设之人材，则其心愿固已足矣”。(张伯苓《继续发展之南开学校》1927年)

针对日寇觊觎我东北的大陆政策，张伯苓认识到东北是中国的命脉，在南开成立了东北研究会，从1927年到1929年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东北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在《南开双周》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还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发表了如《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东北现在的交通》《东北社会情形及教育设施之概况》《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日本之中国研究与中国之日本研究》《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中日俄与东三省》等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调研成果还构成了著名的《东北地理教本》(1931年秋刊行，2015年重印出版)。这本长达六百多页的教本，以翔实数据揭露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罪恶行径，警告国人“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爱国，就要团结抗敌。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伯苓与全国人民一起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九一八事变当日，张伯苓即在津发表《吾人之责任与自救之道》的讲话，表明爱国态度。1932年，张伯苓参与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并任常委，又在南开召开天津各界参加全国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确定“不与内战者妥协，不参加内战，不供给内战用款”等方针。(1932年7月21日《大公报》)

1933年，他与南开师生一起积极支持与援助长城抗战。在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张伯苓任裁判长，南开学子亮出“毋忘国耻”，唤醒国人“收复失地”，致日本代表离席而去，而张伯苓先生拒不向日本代表道歉，成一时佳话。在“一二·九”等抗日运动中，南开师生均是中坚力量，他们走出学校、走出天津，南下沿途宣传抗日，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是在中共提议下组建的战时民主机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1938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两园桃李一手栽”(陶行知语，指国共两党中多有南开学生)的张伯苓被选为参政员并任副议长。张发表讲话称：“参政会之目的，乃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盖中国今日之局势，非全国共同一致奋斗，不足以挽救危亡。”(1938年6月18日《新华日报》)

春秋时代，郑国有一个卖牛的商人，名叫弦高。有一天，他赶着一群牛到秦国去卖，在路上，他看见大队的秦国兵马，气势汹汹的向郑国开来。他觉得不妙，暗地里打听了一下，才知道秦国要偷偷进攻郑国。弦高知道以后，大吃一惊。他一面派人回国报信，一面拿了四张牛皮，牵了十二头肥牛，来见秦国的大将，说：“我国的君王听到贵国军队路过我国的消息，特地派我来迎接，并送一点点薄礼慰劳军队。如果你们要在我国境内暂时停留，我国已经预备了一天的粮食来接待;如果你们不停留，我国即刻派大军前来护送。”秦国的大将一听，以为郑国已经有了准备，就下令退兵回国。弦高只是一个商人，在当时从事着并不受尊重的职业。他能够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慷慨拿出钱和物资，用计退掉秦国的军队，这种爱国精神真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

“评价人如何，离不开背后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那样一个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样一批英雄，这些英雄们各自在不同领域甚至在整个国家建设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樊洪业说，20世纪之前，中国已出现了零星的科学家，有归国的华侨，有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如詹天佑、严复等，但是囿于时代，这些科学家往往学非所用，甚至回来还要重考科举，否则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

但前人也为第一代科学家的出现做了铺垫。“第一代科学家受到早期维新启蒙，尤其是严复的《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严复对此的鼓吹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华民族不去努力，就要灭种亡国’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这拨人都有，所以他们的爱国观念非常强烈。”樊洪业说，科学知识对竺可桢等一代人的影响是全面的，洋务运动以来科学知识的传入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中西社会对比的图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他们亲眼看到国外的情况，发现中国实在是太落后了。于是有的人想回去搞革命，有的想回去搞实业，有的想搞教育、科学，坚持科学救国的理念是竺可桢这批人身上的显著特点，在留学时期他们已经在发文章表达这种强烈的愿望。”

这在竺可桢的身上表现明显。竺可桢就曾在浙大开学仪式上告诫学生：这绝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的更多的卫国的义务。

1964年4月，竺可桢于广州看望老友陈寅恪时合影，左起依次为竺可桢、陈寅恪、唐筼(陈夫人)、姜立夫。

今天我读了游戏救国这个故事，它讲了三千年前，故国吕底亚曾遭遇过一次百年不遇的大饥荒，于是，吕底亚人就想出用游戏来麻痹饥饿的办法。

其实在美国交互式娱乐设计师简·麦格尼格尔看来，游戏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娱乐的玩意儿，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一如它帮助人们度过了十多年的饥荒，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的逃避”。但有趣的是，让人们逃避现实的游戏，最终可能帮助人们健康积极的面对生活。

现在很多人对玩游戏有偏见，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是坏的，也有好游戏，比如俄罗斯方块，我记得曾经最强大脑上有一个人玩俄罗斯方块非常厉害，其实俄罗斯方块是益智类游戏，可锻炼脑力。但现在同学们都在玩的“王者荣耀”就不那么简单了，要控制自己，适度游戏益脑，沉迷游戏伤身！